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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变得更加容易,并且可以广泛借鉴众多的音乐素材,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公众都可以进行音乐创作。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让创作者与原有音乐作品的作者达成使用协议,并在经过原有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再进行创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数字技术所催生的音乐作品的产业模式,同样让人们对现有著作权法产生忧虑。杨臣刚一首“老鼠爱大米”手机铃声网络下载就达数千万元。面对利益诱惑,不法商家盗版音乐作品,允许客户非法下载,引来音乐人一片喊打,那些提供搜索引擎或者链接服务的网站,也一并成为被告被诉至法院。 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苛求网络搜索服务商履行过于严格的审查义务是不现实的,甚至是网络搜索服务商通过勤勉努力所无法企及的。于是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提出了“避风港原则”,即网络服务在提供证据能够证明自己并无恶意,并且及时删除侵权链接或者内容的情况下,不承担赔偿责任。我国也于2006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也确立了“避风港原则”。 无论是传统的印刷时代还是今天的数字时代,著作权法一直纠结于作者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从音乐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的确需要厘清著作权法与音乐产业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著作权法对于音乐人的保护力度绝非越强越好,它必须要根据音乐产业的发展要求及时作出调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损害音乐人的利益,但只要它在总体上促进了音乐产业的发展,就是值得提倡的,因为缺少音乐产业的成功,一切保护似乎都失去了意义。 振兴音乐产业要有产业模式的创新 中国当前音乐产业面临诸多瓶颈,如原创的衰竭、歌者的颓丧和市场的萎缩等,这些问题是否都归结于著作权法,并全盘依赖于著作权法来解决?要知道,音乐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主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完善传统的音乐产业模式,进而实现音乐产业模式的创新,更值得我们关注。 长期以来,在我国音乐产业利益链条中,商家、创作者、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而且彼此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备受关注的卡拉O K、背景音乐的收费事件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试图为音乐人、商家、消费者搭建良性利益互动机制,但上述事件又引发了一片争议。其实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该不该收费,而是如何进行利益分配。同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的定位也同样引发关注盈利性或是公益性?其运营模式代理、委托或是信托?而这一切必须服从经济发展规律,绝非是法律单方面规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国当前还面临着音乐产业模式的升级与创新难题。 2009年国家版权交易中心在中关村科技园落成,媒体将其称为“版权信托模式首创之举”,但在实践中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也仅是发挥交易中介的作用,并不负责版权市场化运营,这并非是真正意义的信托模式。 需要承认,在音乐版权资本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我国,如在美国,音乐早已成为重要的融资形式,音乐人可以将音乐版权剥离出来,并据以发行证券,充分实现音乐的融资功能。早在1997年,著名摇滚歌星大卫·鲍伊就以其25张个人专辑的版权收入为担保,发行了10期利率7.9%,总额度为5500万美元的证券。而后更有如美国灵歌教父马文·盖伊、有“灵魂音乐之父”称谓的詹姆斯·布朗、20世纪70年代最成功的R &B/Funk乐团艾斯礼兄弟合唱团等作品产权的证券化。甚至也有把整个唱片公司的全部现存歌曲目录都证券化的,如美国最大的独立唱片制造商之一T V T唱片的案例。 如今音乐证券化在美国已经相当成熟,可以实现音乐证券化的主体包括歌曲创作者、表演者、唱片公司或唱片发行商,可以作为证券化的音乐资产包括作者版权、艺术家版权等。 当然,音乐产业模式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即便是国外先进的模式也需要与我国音乐发展现状现结合,才能找到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之路。高晓松、汪峰等音乐人对草案的批评饱含了对音乐产业的期望,对此,草案不能熟视无睹,而是应该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情况作出调整。 但归根结蒂,著作权法的使命是什么?是对音乐版权的保护,还是对既有产业模式的确认。尽管著作权法具有浓厚的音乐情结,但它却无法缔造美妙的音符,更无法带动产业模式的升级与创新,这里的道理犹如物权法无法创造财富一样。过分苛求著作法在音乐产业中的作用,无异于偏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长此以往,整个音乐产业真的可能“老无所依”或“悄然离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 作者:杨延超
新华网伊斯兰堡4月23日电(记者殷夏贾瀚龙)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一架客机20日晚坠毁造成127人死亡后,巴基斯坦航空当局23日开始对巴所有私营航空公司飞机展开检查。巴基斯坦民航管理局的一名发言人说,检查于23日启动,发生坠机事故的博雅航空公司将首先接受检查。这位发言人说,针对博雅航空公司飞机的检查将持续一段时间,其次将对另外几家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进行检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乔杜里·艾哈迈德·穆赫塔尔22日命令所有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必须接受严格检查,排查安全隐患。他说,检查结束前,所有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都不得飞行。博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型客机20日晚在首都伊斯兰堡国际机场附近坠毁,127名乘员全部遇难。博雅航空公司是巴基斯坦仅有3家私营航空运营商之一。初步检测表明,发生坠机事故的客机的发动机在降落前起火。早前有报道称,恶劣的天气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坠毁的客机已服役27年。在坠机事故发生后,巴基斯坦一家私营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22日在降落前两个轮胎爆裂,但飞行员成功使飞机降落,避免了一场事故。还有报道称在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的另一架飞机出现漏油情况。私营航空公司飞机出现坠机事故和技术问题引发人们对飞机安全的质疑。
中新社广州4月23日电(王华 杜奕慷) 23日晚举行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新闻通报称,广州市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仅0.4%。当日的市府常务会还通过有关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刑释人员安置,以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此类人员重新犯罪。广州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在册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7300多人,安置率和帮教率均超过97.6%,重新犯罪率0.4%,远低于全国、广东省要求不超过3%的标准线。广州市共创办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基地和安置点215个,基本解决该市“三无”刑释人员的过渡性就业安置问题。广州《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规定》,今日也通过重新修订。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为三方面:完善服刑在教人员信息核查机制;保障农村刑释解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如,农村城镇化改制过程中,刑释人员应得的股份分红予以落实;确立了对四类刑释解教人员的生活保障。根据新“规定”,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法定赡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能力的刑释人员,属城镇户籍的,可入住社会福利机构,属农村户籍的,纳入供养范围或入住农村敬老院。广州市司法局副局长程秀忠表示,新规定实施令刑释解教人员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关爱,增强他们回归社会的信心与勇气,更好融入社会。
中新社哥德堡4月23日电(记者 张朔)在结束德国行程后,中国总理温家宝乘坐的专机于当地时间23日下午5时许飞抵瑞典哥德堡兰德维特机场。这是温家宝此次欧洲四国之行的第三站,也是中国总理28年来首次访问瑞典。在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中,温家宝说,我很高兴应赖因费尔特首相的邀请,对瑞典进行正式访问。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热情好客的瑞典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温家宝说,中瑞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成果喜人,各领域交流日益密切。中方重视中瑞关系,愿与瑞方共同努力,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情谊,推动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温家宝说,访问期间,我期待着与瑞典领导人举行会晤,规划双边关系发展,并就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我还将出席“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同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世界各国携手合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我希望通过此访,推动中瑞互利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在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中欧关系、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温家宝说。瑞典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三大技术引进来源地,也是中国在北欧地区第一大经贸伙伴。近年来,中瑞在经贸投资、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表示,此访将增进中瑞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两国深化在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双向投资等领域合作。\
记者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到了有关足坛反赌的公告(小图为审理谢亚龙的公告)城市晚报讯 昨日,丹东阴霾的天气让人的心情格外压抑,坐落于鸭绿江旁的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吸引太多游客的关注,只有公告栏处张贴的4张公告预示着足坛反赌的大事件将在这里发生,前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和前国足领队蔚少辉将在今日9时同时受审,球迷的心情就像丹东的天气一样,希望乌云能够尽快被驱散,看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天空。媒体出动宾馆价涨“对不起,我们这里现在只有豪华大床房了。”如果没有预定,那么离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的两家宾馆的服务员都会对你这么说,而最令记者惊讶的是紧挨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家宾馆的房价居然上涨了100元。在记者办理入住手续时,《江西都市报》、《辽沈晚报》等媒体都纷纷赶到,有的媒体甚至派来报道团队,而这次谢亚龙受审无疑是全国媒体眼中的重中之重。曾担任过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的谢亚龙是这次反赌案件中级别最高的人,所以他的关注度也最高,记者从丹东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由于谢亚龙曾任要职,庭审时除了直系亲属外,法院给其他各界人士的旁听名额只有4个,而可以进去旁听的媒体也不超过4家。4张公告无人问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中国足坛反赌审判第一次拉开序幕起,就和“打黑”紧紧连在一起。上一次,丹东审判的是陆俊、黄俊杰、万大雪等一批昔日在中国足坛“呼风唤雨”的黑哨,这一次则是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等足协官员。4月21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贴出了有关足坛反赌的4张公告,记者看到在今日9时于第四、第七法庭分别公开审理谢亚龙受贿案和蔚少辉受贿案。明日上午9时,将分别于第七、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李冬生受贿、贪污案和前重庆足协秘书长高健、前重庆力帆俱乐部总经理陈宏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从法院贴出来的公告来看,谢亚龙、蔚少辉这两名前足协官员都只涉及受贿案件,而李冬生除了受贿的罪名之外,还有贪污的罪名。而高健、陈宏则属于向足协官员行贿。一位法院的工作人员很有经验地认出了记者的身份,他说:“你们都是记者吧,这两天又有的忙了吧?”而对于谢亚龙涉案金额、刑期等敏感问题,他则以不知情答复。球迷称谢亚龙活该谢亚龙曾在2005年至2009年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在任期间的他曾被媒体称为龙王。2009年3月,离开足协的他调任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记者在法院附近采访了不少丹东市民和游客,大多数人都知道足坛的反赌案要开审了,而对于谢亚龙受审,一位王先生说:“中国足球上不去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存在,为了一己之利,坑害了中国足球,希望这次的审判能给足协这些高官们敲响警钟,以后一定要搞好足球。”而一位叫李建民的老人家称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看中国足球,越看越生气,对于谢亚龙受审,他只气愤地说了两个字:“活该!”(本报特派丹东记者 邹鹏亮报道/摄)
大学生推出“慢递服务”帮同学传递“未来的祝福”长江网记者马莹:慢递,是一种和快递相似的信件投递服务,所不同的是,投递的时间可以由寄信人自己决定。中南民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青协四班的志愿者们设计了“慢递卡片”,帮同学们传递未来的祝福。【记者追访】“请问,我的明信片7月一定会寄出吗?”“放心,保证给你送到。”昨日,中南民族大学一个羞涩的大男孩询问该校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青协志愿者,想确认一下自己托付给志愿者们的“慢递卡片”是否会按时送出。志愿者王文龙介绍,青协本月17至19日向同学发出了“慢递卡片”,投递时间由发件人自己决定,同学们可以用“慢递卡片”向暗恋已久的人表达爱意,可以为舍友、同学送上温馨的祝福,也可以写上几句话,送给几个月之后的自己。这项服务将持续到今年9月,因为时间最晚的一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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